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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各地都兴起了主神宗教。不是一神教，连当时的犹太教都还没有完全演变成耶和华一家独大的一神教。耶和华当时还叫“雅赫维”，只是犹太教众神中相对强大的一个神。但是各个主要宗教都从自然崇拜（崇拜各种混乱的天空神、雷电神、海神、大母神、死神，等等）中逐渐理出了“神谱”，比如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借鉴近东的神系，而为在《荷马史诗》中尚嫌混乱和随性的希腊众神编制的《神谱》。这些神谱中总有一个最高神，然后有几个次一级但也很重要的神，作为其配偶、兄弟姐妹或子孙，形成这样一个等级秩序。

为什么在轴心时代，这样的主神宗教成为各个地区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被动性和无力感，以及彼岸之物对人类生活的持续突入。

在神话时代，自然崇拜的方式是献祭，所以比如印度的婆罗门就是祭司阶层，他们掌控人与神的沟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掌控神，因为通过他们那套祭祀规则，就可以用比如焚烧祭品的方式，想让神高兴就让神高兴，想让神满意就让神满意，想让神对敌人发怒就让神对敌人发怒。这样一套方法、技术被用来同时掌控人和神。

但事实是，神并不完全听他们的话，也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话。尽管不断祭祀——对狩猎/采集族群来说，辛辛苦苦打猎、采摘而得的成果中很大一部分，并且是最好的部分，被焚烧献祭给神了——还是不断有灾祸，有战争发生。渐渐地，人的被动性，和神，也就是彼岸不可知的强大力量不可掌控的突入性，就凸显出来了，而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强力的主神，比如宙斯，比如拜火教的阿胡拉·马兹达（后来随雅利安人入侵传到印度变成了阿修罗），比如犹太教的雅赫维/耶和华，以及他们的神之家族。当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显然也是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虽然他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与此相对，此前祭司阶层自诩的超能力就弱化了，而由国家接管了大部分与神沟通的事务，比如希腊大建神庙就是城邦行为，虽然他们也在德尔斐以神谕的形式保留了祭司阶层一部分的权力。在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上都很重要的“绝地天通”，也有类似的背景，就是商周时期王朝逐渐把与天和神的沟通权“收归国有”。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去更好地理解比如佛教和耆那教对婆罗门教的反叛。

所以，被动性在轴心时代的“精神飞跃”中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它让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认识到不可掌控的强大的异质性力量的本源性，以及你怎么去和这种“非人”的力量协调。

不妨再补充一个角度。被动性的概念不仅在上述这些领域中，而且在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动探索的科学中，同样极其重要，但其重要性被更严重地误解和遮蔽了。

有一件事情，在我们沉陷于实在论世界观时——实在论世界观是自然科学的背景设定，科学无非是研究种种实在之物的原理、关系和相互作用——一直被忽视或被误解，那就是作为实在论的经典表达的科学，不断在引入自身的对立面、自身的不可能性，以便在扩大自身意涵范围的情况下，让自身的实在性“存活”下去。

比如，数学在最初引入负数的时候，曾造成轩然大波，绵延数百年，它颠覆了正自然数的“自然”世界观。正自然数简单好懂，就是一个两个乃至一万两万个实在之物，那负数是什么东西？但是实在论逐渐成功地消化了这种不可能性，将这种对于对象的非实体性的表征消解于日常思维的扩展运用——比如把负数解说为对类似欠债之类行为的抽象。

然而事物的非实体性永远像包裹着一颗实在论星球的广阔无边的黑暗，它们涌动着的能量会不时冲破实在论的疆界，如同太阳黑子一般侵袭那个逻辑自洽的光明世界。于是，当质量被能量消化后，我们又要面对暗物质，面对暗能量；当三维的世界以各种投影方式被消化于二维平面（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绘画上的透视法和地图绘制上的投影法）之后，我们要面对四维弯曲时空对想象力的挑战，并逐渐“不得不”引入更“抽象”的十维弦论、十一维M理论，还要尝试去解决24维球堆积之类的高难课题；而当负数被消化后，我们则要进一步面对无理数，面对虚数和复数。

这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科学主动向更高更难领域的进化论式的“进步”，而是事物的无限性、无定形性对于可规范的实在论世界的一波又一波“进犯”，就如同轴心时代及其后，游牧“蛮族”对于定居农耕帝国的一轮又一轮侵袭——在华夏中心论的视角下，中华帝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人最大的自我意识闭环，只有当我们遭到所谓“戎狄”或“苗蛮”的袭扰，特别是北方游牧族群的大规模入侵，甚至面临灭国危局时，我们才霍然意识到，哦，我们不是全天下，我们所以为的那个“天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了解、日常完全不在意的东西，这些看上去很“黑暗”“野蛮”的东西永远处在“外面”，却永远会不时来攻击我们，破坏我们自以为完整、闭环的体系。

科学也一样，所谓“科学进步”，远不只是我们对于未知世界的主动探索，而是——在重要得多的层面上是——我们为应对茫茫无限和无定形的不断袭扰、不断突入，而不得不进行的被动适应与消化。我们远没有我们自诩的那么高的主动性，我们只是一直在疲于应对，手忙脚乱地试图安置那些闯入到我们生活里来的“意外”与“异常”而已。

所以当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时，其真义不在于不断重复的温习，而在于“习之”（付诸实践）之时会涌现的各种无法逆料的、完全不可控的变异。特别是战争与革命。比如孔子和老子（及其弟子门人）所经历的相对于商周王朝的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比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都是这样一种异质性的突入，新冠也是这样的异质性突入，突然暴发的让很多人觉得世界再也不会好了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多多少少也是这样的异质性突入。它们都以一种全然出人意料的方式，在人类实践上，断然打破了我们的意识闭环，让我们无所适从，歧见丛生，对立撕裂。它们彻底毁坏“岁月静好”之类自我安慰的幻象。